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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伊朗船只在俄罗斯港口起火

  剧中李必的婢女檀棋常以一身飒爽的男装示人。侍婢着男装确乃唐人风尚,不仅遍及宫中和民间,更贯穿有唐一代。

  “遥窥正殿帘开处,袍袴宫人扫御床”(唐薛逢《宫词》),宫中侍奉洒扫的正是穿袍着袴的女子;而《资治通鉴》“唐德宗兴元元年”条载:“上命陆贽草诏赐浑瑊,使访求奉天所失裹头内人。”元胡三省注:“裹头内人,在宫中给使令者也。内人给使令者皆冠巾,故谓之裹头内人。”乃着眼于所戴幞头而言;另在《太平广记》转引的一则唐传奇中,被人摇醒的公子李陶亦“见一婢袍袴,容色甚美”。唐代日常男服主要由袍、袴、带、幞头等组成,若宫人、侍婢着男装,这些衣饰又往往成为其代称。唐张鷟《朝野佥载》谓“周岭南首领陈元先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太平广记》所引“李参军”故事中“着紫蜀衫,策鸠杖”的萧公则由“两袍袴扶侧”,皆属其例。

  唐代女婢着男装不仅十分习见,且往往凸显鲜明的个性特征。她们既裹幞头,着襕袍,足蹬靿靴,腰系蹀躞,一如须眉男儿;又常梳髻戴钿,花子斜红,锦袴线鞋,尽显娇俏妩媚;还可胡服胡帽,锦绣褾袖,翻领开襟,充满异域胡风。(唐代男子常服中原本即包含有大量的“胡服”元素)更因穿着者的身份、场合及时代不同而变化万千,与女装裙衫相较也未尝逊色。

  不过就女着男装的潮流演变而言,剧中檀棋翻领胡服配长靿靴,腰系蹀躞带的造型当更接近初唐武周风尚,且其中搭的那件不知是曲领还是“领巾”的白色织物则十分怪异。开元天宝之际的女子袍袴其实和当时男子所着一样也已呈现加长加宽的趋势,长及足面,有的用色纹饰多彩绚丽,常见各类团花纹,且少用蹀躞带,多仅系革带。

  以往论者多谓唐代女子着男装是大唐气象的彰显,更是“女权意识的某种觉醒,也是对传统的男权社会的一种挑战”。但从唐代绢画、壁画及线刻画中其实都不难看出,主仆组合的基本模式还是被描绘得略显高大的裙衫贵妇在前,着袍袴者则侍奉在后,个中尊卑关系一目了然。唐高宗时,太平公主曾着紫衫玉带上殿献舞,高宗、武后尚且“笑曰:‘女子不可以为武官,何为此装束?’”,《新唐书》更谓之“近服妖也”。可见公主此举实乃一反常态,十分另类。倒是唐墓出土的不少打马毬俑塑造了女子着男装的形象。所以在大多数日常情况下,唐代女子着男装应是取其利落轻捷,方便劳作、侍奉及运动,受众也因此多是宫人侍婢;一般贵女美妇的崇尚和追求,仍旧是珠翠宝髻、花团锦簇的华贵裙衫。

  然唐人刘肃《大唐新语》曰:“天宝中,士流之妻,或着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也。”《旧唐书·舆服志》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这些记录似乎还表明在开元天宝时期,女着男装或胡服曾一度也成为上层女性的追求。开元二十五年的贞顺皇后石椁线刻画中有一对男装女子,其中一人袍下施襕,或许正是着“丈夫衣衫”的一对主仆。而传世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虽是宋人摹本,但其祖本仍可能出自唐人手笔。据最新研究,此画中地位最尊者乃画面右端,在队伍最前方御马而行的男装女子,她应即主角虢国夫人。而剧中被闻染诱骗至“狼窝”的王宗汜之女王韫秀是一位颇有男子豪气的富家千金,她第一次出场也穿着一件翻领胡服,尽管也远非天宝式样,但这样的设计仍算是有所依凭。

  不过在史家眼中,这类着装皆乃“安史之乱”的先兆:《旧唐书·舆服志》云:“臧获贱伍者皆服襕衫。……仕女皆竞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新唐书·车服志》曰:“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但既然是“或着”,则说明这种情况在上层女性中并不十分盛行,更可能仅如太平公主一般偶尔为之,并不能根本影响唐代女性的衣着喜好,将其看做胡乱的服妖之兆更未免言过其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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