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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邦法官叫停民主党诉讼 特朗普暂不用交纳税表

  学校的领导找我说:“巫老师,只有你自己说不愿意去才能留下来,我们没有这个本领。你在安徽是这个,”他伸出大拇指,“但是你到了北京,你这样的人就很多了。”

  可是大家都劝我回北京,而且我也没有想在安徽做什么第一。

  1979年《白求恩传》再版时,我在语言上做了一些修改。几乎同时,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他知道我喜欢狄兰·托马斯,所以找到我要我翻译托马斯的诗。我给他的稿子寄出之后,觉得自己翻译的不像样子,就给他写信,我说:“可嘉,你退给我吧,你找佐良翻译好了。”但是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后,冒出了一个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灿然说:“托马斯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一般人看来,他的诗难懂,更加难译,而要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巫宁坤把这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了。”灿然在文章中还把我和余光中比较,说我的翻译比余光中还要好。那篇文章因为涉及现代诗翻译的问题,所以在国内外传得比较广,但是实在让我不好意思,哪有这么写评论的嘛。

  1980年,我回到北京之后,被分配到国际关系学院,担任英美文学研究生小组的组长。《世界文学》(原来的《译文》)又找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后来《了不起的盖茨比》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序言是我写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部重要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是凑合着翻译,说实话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翻译这部伟大的作品的。《世界文学》找到我翻译的时候,要求的时间很紧,六月份找到我,十一月就要出来,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比较草率。

  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有个故事相当好玩。

  我去了美国之后,一个美国的明星看了我的《一滴泪》给我写信,说他认识很多作家,但是从来不给作者写信,这是他破天荒头一遭,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滴泪》中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明星在给我的信中讲了一段他跟菲茨杰拉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吃早餐,边吃边看一本小说,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在看什么,这么全神贯注?”明星把书递过去,那个人一看说:“哦,这是波兰的,在波兰相当于《乱世佳人》。你怎么看这个?谁推荐你看的?”明星问他:“那我该看什么?”那个人说:“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后来那个明星才知道,那个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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